鸭绿江上可见对岸的女兵。中国周刊记者／肖翊 摄

　　与朝鲜为邻

　　外人眼中谜一样的朝鲜，对丹东人来说，则是一个熟悉的邻居。

　　中国周刊记者   刘俊 辽宁丹东报道

　　5月25日下午，28岁的导游王敏(化名)接到老公从丹东边防站打来的电话：“老婆，端午节我不能陪你了，朝鲜又核试验了，全团的人都不让休息。”王敏的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

　　朝鲜的核试验，对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可以品评的国际新闻，而在丹东人看来，更接近一个本地新闻。

　　王敏不仅担心丈夫的安全，还有自己的饭碗。核试验后，赴朝的游客减少了。

　　82岁的王万经没那么紧张，这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对鸭绿江那边的国家有更复杂的感情。

　　甜蜜时光

　　1951年2月的一个寒夜，24岁的华东第三野战团汽车二团士兵王万经从丹东北端一座浮桥上渡过鸭绿江。其时，这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战已经打响半年。

　　在丹东短暂停留期间，他看到的街头一片凄凉。“那时候的鸭绿江沿岸，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而是一排破旧的茅草房和瓦房”。与丹东隔江相望的朝鲜第二大城市新义州已被“联合国军”夷为平地。

　　在朝鲜，王万经一共待了5年半，其中有4年留守在一个叫梧山里的地方。即便到今天忆起当年，他仍觉无比温存。“阿爸吉(朝文：父亲的意思)都去前线打仗了，我们和阿妈妮(朝文：母亲的意思)住在一起。看到阿妈妮，我就会想起自己的母亲。”王万经说，阿妈妮把他们当成亲儿子一样。“逢年过节，阿妈妮都会做糯米打糕给我们吃。但军队有规定，不能吃朝鲜老百姓的东西，可阿妈妮说，不吃就是看不起我。后来，上面发话了，我们才敢吃。”

　　1954年元旦，战争已经结束，为尽快恢复丹东的电力，18岁的丹东市电业局职工王景昌和几名工友被派往新义州的水丰发电站，拉电线到丹东。

　　从那时至今，如同鸭绿江一样，鸭绿江上的水电站也属两国共有。中午，朝方工作人员请他们这帮外国人吃了顿丰盛的午餐。“鸡蛋、鸡汤、大米饭，而且都用铜碗盛。”王景昌回忆，菜太多，他们吃不下，就送给朝鲜老百姓吃，老百姓不停地给他们鞠躬致谢。

　　这样的优待出乎王景昌的预料。伪满时期，王景昌的父亲白天去新义州做苦力，在那里，日本人是一等国民，朝鲜人是二等国民，中国人是三等国民。那会，丹东还叫安东，在清朝末年，这里只是一个边陲小镇。中日甲午战败后，日本人大举进入东北，安东成为日本侵华的桥头堡。1965年更名丹东，意为红色东方之城。

　　1956年，士兵王万经退伍后留在了丹东，在丹东人民银行工作。虽然和阿妈妮断了联系，但他对朝鲜的关心却从未间断。只要跟朝鲜有关的新闻，王万经都会特别留意，“有一段时间，金日成不露面，我就想，金日成怎么了。”

　　对于朝鲜，丹东的中年人都有些复杂的情感，他们不仅在小学历史课本上能读到，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亲身感受到阿妈妮的疼爱。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年人回忆，七八岁的时候，他和小伙伴到鸭绿江里游泳，阿妈妮在江中采沙，他们可以随便爬到船上玩，临走，阿玛妮都硬塞给他们一些蚬子。“她们的男人和儿子大多在战争中死去，看到我们就特别高兴。”他说。

　　那是最美好的时光。

　　向左走，向右走

　　在丹东虎山长城，有一个叫“一步跨”的地方，意即最窄的鸭绿江只有一步宽。

　　目光所及，中国一侧看不到任何铁丝网、士兵，而对岸却铁丝密布，隔100米就有一个哨所，士兵均荷枪实弹。

　　“文革”期间，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

　　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

　　偷渡的原因很简单：缺粮。改革开放前，丹东跟朝鲜一样都是计划经济。在丹东，配给经济导致每人每月只能分到半斤猪油、三两豆油、29斤大米。但即便如此，日子过得也比朝鲜强。

　　与丹东隔江的新义州，粮食问题一直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