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雄安特稿：三座县城的命运和一群躁动的人）

4月1日晚上，田至忠正想着自己的羽绒厂下个月进料需要花多少钱，这时候远在上海的儿子将雄安新区的新闻画面发送到他微信。这个正在吃饭的48岁男人，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但田至忠知道，他、他的羽绒厂、以及这个叫做大张庄村的白洋淀村庄的命运即将被改变了。

第二天，原来平时安静的小县城，一夜之间涌现了很多人。买房客、投资客、中介、记者、警察，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大张庄村村民周冬艳在县城接孩子放学时，被多个京牌车车主询问安新县的房价。她搞不懂，这些大城市来的人为什么突然对一个普通县城的房产这么关心。

政府的电话被打爆了，大部分是记者在询问有关雄安新区的规划、县政府下一步政策。作为安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胜伟知道，这些内容他根本无法解释和回复，甚至他自己也都想知道。他办公桌上的记者名片已堆成小山。他一面用手机软件扫描名片，输入通讯录，一面答复陆续赶到的记者们的提问，还不时接听外地媒体的来电。

此时，在白洋淀的东北方向，直线距离16公里的雄县县城，所有的售楼中心被贴上封条。来自北京、青海、上海、山东等地的看房客仍然聚集在门前，谈论着房价、地价。各路中介也赶来分一杯羹，搜集看房客信息，约定看房时间。那些嗅觉敏锐的人希望抓住雄安新区这项重大决策可能带给他们的第一个机会,尽管政府接连发文警告雄安新区绝对不是炒房客和投机客的圣地。趁着假期来买房的李晓月带着不甘失望而归——其实早在半年前，当地政府就已封盘了。

雄县的4000多家塑料企业不乏跃跃欲试的憧憬,但也有焦虑，一些业主担心塑料这个可能产生污染的传统产业去路如何。以白洋淀为中心，雄县、安新、容城行政区划内，以及它周边100平方公里之外土地上的人们，都可能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在新华社的报道里，雄安新区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这是一个庞大而雄心勃勃的规划。雄安新区将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是化解北京“大城市病”的关键棋局，而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上，雄安新区将成为一块新的试验田和突破口——新区被定位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此间评论人士称，这赋予了它胜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历史使命。

新的一页就此开始了，其实它早有迹象。

塑胶、制鞋

张春华对突然降临的新区人身份感到有些不适应，他是雄县近20万普通塑料从业者中的一员。

2017年4月1日下午，在雄县S042号公路雄州路旁的厂房里，和往常一样戴着蓝色口罩，往压膜机上安装半成品薄膜滚筒，呼吸着加热工序散发出的浓重的塑料气味时，张春华毫无征兆地成了新区人。

张春华是西候留村人。作为雄县10个塑料制品专业村之一，西候留村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有生产塑料制品的作坊。村里每个生产队都有塑料生产作坊，生产队里的10几个人为了挣工分，很多人去制作塑料袋。那时的塑料制品均是手工制作，原材料从北京房山买回。塑料袋尚不注重质量，做出来成品就有人要。

生产队解散之后，为生产队在外地联系业务、掌握外地客户的村民开始以小作坊形式生产，吸收了一部分村民就业，他们的客户主要是京津冀地区。挣了钱的村民逐渐成立公司，向正规发展。1986年以后，公司开始普遍存在。张春华现在用的制作机器90年代后才在本村出现，当时他还是一名塑料厂的工人。1996年辍学后，他一直在雄县一家塑料公司打工。2003年，他投资10多万元，开了自己的公司。他的公司所在的街上，50米的距离内分布着9家塑料相关公司。

张春华和他的公司发展的缩影，就是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地区在过去30年的惯常发展轨迹。他们承接了上一轮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实现了基本的财富自由之后，开始耕耘传统的产业。但现在，雄安新区人的身份，将可能推着他和他的公司以加速度向前跑，他需要考虑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政府肯定不让干了。”4月4日下午，张春华站在他的塑料厂门口，戴着一副蓝色口罩。张春华已经是一家100平米左右小塑料厂的厂长，他的厂子日常工作只需两个人，用进来的半成品生产塑料袋。他刚刚驱车到白沟，为客户送一包塑料袋。来回30公里，耗时约60分钟。